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根據這一定位，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即“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基本方略，而“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作為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位列其中。這就是說，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實踐必須以我國發展總目標、總任務、總佈局為指向，為己任，這是“一國兩制”初心所決定的，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以《堅持“一國兩制”方針，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闢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新天地》為主題進行專題發言

始終不忘初心    牢牢把握方向

“一國兩制”方針是與我國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恢復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同年三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港督麥理浩，明確表示，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我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一九八一年九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代表中央發表了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政策，小平同志隨後將其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二大召開，提出了加緊現代化建設，實現祖國統一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三大歷史任務。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四日鄧小平在會見柴契爾夫人（註：港譯戴卓爾夫人）時明確指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由此開啟了“一國兩制”實踐。可以看出，“一國兩制”應運改革開放而生，以服務三大歷史任務為使命，因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

遵循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我國分別與英國、葡萄牙達成關於香港、澳門的聯合聲明，以和平方式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持下，由內地和港澳各界人士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先後完成了兩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方針為順利實現國家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保持港澳在回歸前和後的平穩過渡和繁榮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同時為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特殊的促進作用，充分展示出服務三大歷史任務的戰略意義和政策活力。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慶典上的講話對“一國兩制”實踐作了全面總結。他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中央貫徹‘一國兩制’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他進一步指出，“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要有這個信心。”繼而，十九大報告又進一步提出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略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和要求，這是我們在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必須把握的行動指南。

夯實憲制基礎    鞏固憲制秩序

二○一七年七月一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時指出：“回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理解和把握這個憲制基礎，首先要確認憲法在我國全部領土，包括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

憲法是國家的總章程，所規定的國家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結構形式——單一制，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家以現代化建設為根本任務的指導思想，體現的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一國為前提的當然應有之意，因此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所必須堅持的。為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憲法以專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從而使“一國兩制”成為國策，同樣體現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是隨後制定的基本法得以成為一項全國性法律，在全國一體遵行，並在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的前提條件。

憲法是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是憲法的“子法”。離開了憲法所體現的一國的原則和內涵，基本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作為落實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方針政策的基本法，如果不是建立在“一國”的前提基礎之上，就不可能在特別行政區發揮制度保障作用。所以說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香港和澳門回歸之所以說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首先就是憲制基礎的改變，即用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基礎取代了港澳原來的憲制基礎（香港是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澳門是葡萄牙憲法和澳門組織章程）。要做到全面理解基本法的各項規定，準確把握特別行政區制度，首先要搞懂新的憲制基礎，夯實這個基礎。

新的憲制秩序是建立在新的憲制基礎之上的，其基本內容是，香港、澳門是我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特別行政區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轄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為依據。原有法律要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須不得抵觸基本法，並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由於憲制基礎的改變，由舊憲制基礎統領並由原有法律構成的憲制秩序必然要在新憲制基礎上作出調整，所遵循的原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處理香港、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的規定，即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原有法律“應作出必要的變更、適應、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香港（澳門）的地位和基本法的規定。”從而形成新的憲制秩序。這個改變是結束殖民統治，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必然要發生的。解決回歸後的重大政治法律問題，只能從鞏固新憲制秩序入手，這樣才能保證“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把握核心制度    落實政治體制

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這對於我們準確理解和把握特區的政治體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基於實行“一國兩制”的需要，在特別行政區，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的授權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唯一來源，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享有多少權；授權不是分權，中央可以對特區行使的權力進行監督。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是特區憲制秩序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二者的有機結合是“一國兩制”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環節。這是維護國家主權的需要，也是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需要。而要實現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在特區就必須有一個負責機制。由於我國不在特區實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制，為解決特區向中央負責的問題，特區的政治體制設計為以行政為主導，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須對中央和特區“雙負責”。行政長官的主要職責是代表特區，領導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適用於特區的其他法律。行政長官切實負起基本法賦予的職責，關係維護特區憲制秩序，“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的關鍵。因為行政長官是連接中央與特區的重要樞紐，必然要在特區政權機構的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

“三權分立”體制從來就不是在香港或澳門實行的體制，而且也不可能解決地方必須對中央負責的需要，因此，這種體制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是設計香港或澳門政治體制的選項。基本法把執行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職責賦予行政長官，就是要由行政長官就此對中央和特區負起責任。基本法之所以規定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行政主導體制，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必須符合特區的法律地位，二是必須符合特區作為國際性工商業都市的實際需要，三是必須保留原有體制行之有效的部分，實踐證明，這是最有利於特別行政區發展的制度安排。今後，這一體制的發展和完善，也必須符合上述原則。

制度再好還要靠人來執行。由愛國者治港、治澳是“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標準，不只是政治倫理，而且是法律規範，兩部基本法都對此作出專條規定。依法宣誓，真誠信奉，切實履行誓言是每個治港者、治澳者最基本的責任和義務。

融入發展大局    創新發展優勢

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方針和佈局，與“一國兩制”新實踐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其中在“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一節中深刻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為此，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港澳自身的發展只有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從中發揮獨特作用，才能體現價值所在。具體來說，就是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優勢，提升自身競爭力。為此，就要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意義：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繼而建成現代化強國，直接關係每個企業的興旺發達，直接關係千家萬戶獲得感、幸福感的增加。要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建設的理念：以共商共建共用為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要建設和平、繁榮、創新、開放、文明之路。要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建設與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內在有機聯繫：着眼前者，後者的發展空間才能遠大，發展路徑才能多樣，發展動力才可持續。服務前者，後者才能成為依託內地，面向國際的重要節點和橋樑，贏得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紅利”。香港、澳門各自都有獨特優勢，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寶貴資源，但也必須正視自身的“短板”，特別要警惕“泛政治化”漩渦和民粹主義的泛起，否則將給港澳社會帶來災難性的損害。

自回歸以來，澳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已經積蓄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這不能成為但求安逸的包袱，而應化作開拓新局的動力，這也是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的重要方面。澳門因開放而造就，在新時代更應以開放的胸襟，擔當的精神去創造一個更加生機勃勃，更加大有可為的新澳門，這是廣大澳門同胞的期待，也是國家對澳門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