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刊登於 2018.06.17 澳門日報 第B07版：澳聞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於日前舉行時政沙龍座談會，會議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為主題，與會人士分別就加快本澳落實發展定位、善用區域內要素流動契機、增強本澳青年獲得感、提升社會競爭力水平等多方面提出觀點和建議，共同為推動澳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建言獻策，並作為7月舉行本中心2018年“齊為澳門動腦筋”座談會的預熱活動。

促進各市強化協同發展  加快本澳落實發展定位

　　有與會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內各城市均有自身“發展路徑”，與此同時，大灣區內涉及不同制度與跨越不同關稅區，為“九市二區”的共同發展、互聯互通增加不少難度，有待中央參與統籌協調、各方加強分工協作。對澳門而言，與會者建議應重視鞏固及優化原有產業優勢，加快落實自身發展定位，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打造精品城市，為旅客提供標準化的優質服務。

　　有與會者表示，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應當對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等多項共同發展議題予以重視，建議構建粵港澳三地政府的常設溝通和協作機制。

正確聚焦人才流動契機  引專才惠民生促發展

　　有與會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目標是實現區域內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自由流動，當中，人才的自由流動尤其值得關注。有與會者認為，澳門應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契機，做好基礎配套工作，按照實際需求，有管理、具針對性地培養人才、吸納人才﹑留住人才。

　　有與會者指出，社會應該以更開放的心態看待人才的引進問題，建議應當重視思考如何吸納有助引領本地產業發展邁上新台階、同時有利協助培養本地人才提升水平的專才。只有實事求是的人才政策，才有助為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吸收新興技術與經驗，為澳門居民營造更好的個人和事業發展環境，為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揮更多力量。

深化解決國民待遇問題  提高本澳青年獲得感

　　有與會者反映，長期以來，澳門居民難以在內地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對“融入”的意願和印象。以購買高鐵車票為例，“排隊取票”﹑“排隊購票”問題困擾澳門居民多年，雖然近年情況有所改善，但便利程度仍有提升空間。

　　有與會者認為，在當前粵港澳三地協同發展中存在不少細節性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前提下，沒有足夠的誘因令本地更多青年人主動離開本地相對安逸的競爭環境、積極投身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建議特區政府重視有關問題，通過提高青年獲得感鼓勵他們走出舒適圈，拓展新發展空間，實現新作為。

提升自身競爭力水平  緊握灣區重大發展機遇

　　有與會者認為，在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持續推進下，本地居民應牢牢把握這份重大的歷史機遇，主動調整心態，努力裝備自己，不斷提升個人競爭力，積極投身到大灣區建設中探索更廣闊的發展可能性。

　　有與會者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出台能夠更好引領粵港澳三地合作發展，期待相關規劃儘快出台。在規劃出台前，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做好充分準備，了解大灣區所需，發揮澳門所長，拓展區域合作發展新空間。

本文已刊登於 2018.05.19 澳門日報 第A06版：澳聞

因應近年社會普遍關注政府部門運用公共資源的合理性，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於日前舉辦“優化審計工作，提升施政效益”時政沙龍座談會，並邀請澳門審計長何永安先生與多名審計署人員出席會議，向中心會員及社會人士講解審計工作，共同探討如何進一步優化審計工作以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澳門基本法》確立審計部門地位

　　審計長指出，自澳門回歸祖國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六十條規定，澳門設立審計署，審計長獨立工作，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審計部門的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審計長續指出，雖然《澳門基本法》中設立審計署獨立工作，但所有審計報告均是公開發佈，歡迎市民大眾查閱並提出建議。

　　有與會者認為，相關法律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審計署重要職責，與此同時，澳門市民也應主動了解審計署的工作，履行公民義務，與審計署共同監督公共資源的運用情況，藉此進一步提升政府施政效益。審計監督既是現代管理的需求，也是公共部門對公眾負責任的表現，其最終目的是透過審計工作推動更好的公共管治。

依法履行審計監督職責

　　審計長表示，澳門特別行政區審計署自成立以來始終堅守法治的原則，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監督公共部門及機構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運用公帑和公共資源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選擇審計對象方面，審計署以相對公平的原則，因應帳目中資源運用的情況和社會受關注的程度，綜合各方因素來決定審計對象，強調審計工作不會針對個人。有與會者認為，審計署應加強跟進被監督公共部門及機構的改善工作，讓審計報告中的建議能夠產生作用，進一步優化部門的行政效能。

樹立正確審計理念

　　有與會者認為，公共部門和機構要以良好的心態看待審計工作，積極配合審計工作的開展，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能夠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根據審計報告建議優化相關工作；另一方面能夠加強內部監督機制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藉此更好地服務澳門市民。

　　審計長強調，審計署一貫堅守法治原則，在依法以及尊重部門的情況下按照現行的法律開展各項審計工作。同時，審計署亦會推動公共部門和機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特區政府運作的成本效益和管治效率，確保公帑得到妥善運用，使公帑的運用更清晰及透明。

本文已刊登於 2018.04.14 澳門日報 第A03版：澳聞

為推動會員對國家發展與社會事務的深層思考和討論，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於日前舉行內部座談會，分別邀請了澳區全國人大代表蕭志偉先生、劉藝良先生、施家倫先生、吳小麗女士，澳區全國政協委員何潤生先生、傅建國先生，以及社會賢達和該中心成員出席，藉以互動交流，共商國是。與會者分別就兩會情況、政府工作報告內容、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青年能力建設等範疇，進行深度的討論，並提出不少具啓發性的建議。

堅守“一國兩制”原則  積極作為迎新時代

　　有與會者指出，《憲法》第三十一條是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和實施《澳門基本法》的重要依據，同時體現了《憲法》與《澳門基本法》之間的密切關係。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澳門“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新時代，偉大的新時代為澳門帶來各種發展機遇，希望澳門特區上下同心同德，積極作為，在謀求更大發展空間的同時，加深對《憲法》和《澳門基本法》共同構建的特區憲制基礎認識，保證“一國兩制”始終在正確的軌道上向前發展。

　　有與會者表示，政府工作報告實事求是地回顧過去五年主要工作，清晰明確地描繪未來工作藍圖，為國家的進步與繁榮深感自豪。此外，有與會者認為，報告通過多個“幹”字表明政府的決心，要通過“行動”為人民服務。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新機遇  全方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有與會者指出，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並列。這一篇章佈局背後看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在國家層面上受到的高度重視和關注，粵港澳大灣區將為澳門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有與會者認為，在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除了經貿合作方面，應更多關注養老服務、學前教育等範疇的合作，同時藉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契機，給予本地社會服務一個向外發展的機會，建議特區政府進一步增進與大灣區內各個城市之間的合作。

　　有與會者指出，面對粵港澳三地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建議成立相關工作小組，加強粵港澳人大代表之間的交流，共同為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建言獻策。

增強青年能力建設  服務澳門報效國家

　　有與會指出，偉大的新時代帶來各種發展機遇。這需要每一名澳門居民，尤其是新時代下的青年人，不斷學習知識，提高自身競爭力，參與到國家各項事業中，在國家新時代發展進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有與會者認為，在國家邁向新時代、迎來新氣象之際，澳門居民尤其是廣大青年，應思考自身是否具備作出新作為的新能力，這包括視野能力、技能能力、思維能力等等。因此，只有每一個人真正瞭解國家所需、瞭解區域合作伙伴所長，才能更好融入國家發展，服務澳門、報效國家。

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根據這一定位，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即“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基本方略，而“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作為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位列其中。這就是說，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實踐必須以我國發展總目標、總任務、總佈局為指向，為己任，這是“一國兩制”初心所決定的，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以《堅持“一國兩制”方針，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闢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新天地》為主題進行專題發言

始終不忘初心    牢牢把握方向

“一國兩制”方針是與我國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恢復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第一次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同年三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港督麥理浩，明確表示，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我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一九八一年九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代表中央發表了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政策，小平同志隨後將其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的十二大召開，提出了加緊現代化建設，實現祖國統一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三大歷史任務。一九八二年九月廿四日鄧小平在會見柴契爾夫人（註：港譯戴卓爾夫人）時明確指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由此開啟了“一國兩制”實踐。可以看出，“一國兩制”應運改革開放而生，以服務三大歷史任務為使命，因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

遵循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我國分別與英國、葡萄牙達成關於香港、澳門的聯合聲明，以和平方式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主持下，由內地和港澳各界人士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先後完成了兩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方針為順利實現國家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保持港澳在回歸前和後的平穩過渡和繁榮發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同時為內地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特殊的促進作用，充分展示出服務三大歷史任務的戰略意義和政策活力。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慶典上的講話對“一國兩制”實踐作了全面總結。他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中央貫徹‘一國兩制’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他進一步指出，“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要有這個信心。”繼而，十九大報告又進一步提出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略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和要求，這是我們在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必須把握的行動指南。

夯實憲制基礎    鞏固憲制秩序

二○一七年七月一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時指出：“回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理解和把握這個憲制基礎，首先要確認憲法在我國全部領土，包括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

憲法是國家的總章程，所規定的國家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結構形式——單一制，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家以現代化建設為根本任務的指導思想，體現的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一國為前提的當然應有之意，因此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所必須堅持的。為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憲法以專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從而使“一國兩制”成為國策，同樣體現為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是隨後制定的基本法得以成為一項全國性法律，在全國一體遵行，並在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的前提條件。

憲法是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是憲法的“子法”。離開了憲法所體現的一國的原則和內涵，基本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作為落實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方針政策的基本法，如果不是建立在“一國”的前提基礎之上，就不可能在特別行政區發揮制度保障作用。所以說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香港和澳門回歸之所以說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首先就是憲制基礎的改變，即用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基礎取代了港澳原來的憲制基礎（香港是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澳門是葡萄牙憲法和澳門組織章程）。要做到全面理解基本法的各項規定，準確把握特別行政區制度，首先要搞懂新的憲制基礎，夯實這個基礎。

新的憲制秩序是建立在新的憲制基礎之上的，其基本內容是，香港、澳門是我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特別行政區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轄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為依據。原有法律要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須不得抵觸基本法，並符合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由於憲制基礎的改變，由舊憲制基礎統領並由原有法律構成的憲制秩序必然要在新憲制基礎上作出調整，所遵循的原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處理香港、澳門原有法律的決定的規定，即採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原有法律“應作出必要的變更、適應、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香港（澳門）的地位和基本法的規定。”從而形成新的憲制秩序。這個改變是結束殖民統治，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必然要發生的。解決回歸後的重大政治法律問題，只能從鞏固新憲制秩序入手，這樣才能保證“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把握核心制度    落實政治體制

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這對於我們準確理解和把握特區的政治體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基於實行“一國兩制”的需要，在特別行政區，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的授權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唯一來源，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享有多少權；授權不是分權，中央可以對特區行使的權力進行監督。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是特區憲制秩序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二者的有機結合是“一國兩制”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環節。這是維護國家主權的需要，也是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需要。而要實現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在特區就必須有一個負責機制。由於我國不在特區實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制，為解決特區向中央負責的問題，特區的政治體制設計為以行政為主導，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須對中央和特區“雙負責”。行政長官的主要職責是代表特區，領導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適用於特區的其他法律。行政長官切實負起基本法賦予的職責，關係維護特區憲制秩序，“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的關鍵。因為行政長官是連接中央與特區的重要樞紐，必然要在特區政權機構的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

“三權分立”體制從來就不是在香港或澳門實行的體制，而且也不可能解決地方必須對中央負責的需要，因此，這種體制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是設計香港或澳門政治體制的選項。基本法把執行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職責賦予行政長官，就是要由行政長官就此對中央和特區負起責任。基本法之所以規定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行政主導體制，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必須符合特區的法律地位，二是必須符合特區作為國際性工商業都市的實際需要，三是必須保留原有體制行之有效的部分，實踐證明，這是最有利於特別行政區發展的制度安排。今後，這一體制的發展和完善，也必須符合上述原則。

制度再好還要靠人來執行。由愛國者治港、治澳是“一國兩制”的必然要求。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標準，不只是政治倫理，而且是法律規範，兩部基本法都對此作出專條規定。依法宣誓，真誠信奉，切實履行誓言是每個治港者、治澳者最基本的責任和義務。

融入發展大局    創新發展優勢

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方針和佈局，與“一國兩制”新實踐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其中在“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一節中深刻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為此，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香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港澳自身的發展只有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從中發揮獨特作用，才能體現價值所在。具體來說，就是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優勢，提升自身競爭力。為此，就要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意義：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繼而建成現代化強國，直接關係每個企業的興旺發達，直接關係千家萬戶獲得感、幸福感的增加。要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建設的理念：以共商共建共用為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要建設和平、繁榮、創新、開放、文明之路。要深刻認識“一帶一路”建設與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內在有機聯繫：着眼前者，後者的發展空間才能遠大，發展路徑才能多樣，發展動力才可持續。服務前者，後者才能成為依託內地，面向國際的重要節點和橋樑，贏得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的“紅利”。香港、澳門各自都有獨特優勢，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寶貴資源，但也必須正視自身的“短板”，特別要警惕“泛政治化”漩渦和民粹主義的泛起，否則將給港澳社會帶來災難性的損害。

自回歸以來，澳門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已經積蓄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這不能成為但求安逸的包袱，而應化作開拓新局的動力，這也是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的重要方面。澳門因開放而造就，在新時代更應以開放的胸襟，擔當的精神去創造一個更加生機勃勃，更加大有可為的新澳門，這是廣大澳門同胞的期待，也是國家對澳門的期待。